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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从表面上看，改革意味着“破”和“变”，法治意味着“立”和“定”，二者似乎是有矛盾的，但从本质上讲，改革和法治是“破”与“立”、“变”与“定”的辩证统一。历史上的各种变法、新政，都是同立法、定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的推动，改革的深化也必然要求法治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就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两次全会分别通过的两个决定构成了相得益彰的姊妹篇，改革和法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这些年来，我们坚持改革和法治两翼齐飞、双轮驱动，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从立法工作情况看，在我国现行有效的303件法律中，属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制定的法律有78件，比如民法典这样分量重、块头大的立法；对303件法律中的147部法律先后累计修改334件次，修法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同进一步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

《决定》部署的重要举措和任务要求，许多涉及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解释、编纂以及相关授权、批准等工作，对立法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要求，需要通过深化立法领域改革作出新的回答。《决定》在相关部分明确提出了一些重要立法修法任务香港巷内部公开最准资料，包括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反跨境腐败法，修改监督法、监察法，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对于深化改革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实践经验尚不充分，需要先行先试、探索积累的事项，可以依法作出授权决定；对于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现行法律规定，及时进行修改完善或者依法予以废止；对于相关改革决策已经明确、需要多部法律作出相应修改的事项，可以采取“打包”修法方式一并处理；对于需要分步推进的制度创新举措，可以采取“决定＋立法”“决定＋修法”等方式，先依法作出有关决定，再及时部署和推进相关立法修法工作。